股鑫所卡点辞退、期权作废: 谁在给的上市大单埋雷?

离职证明拿到手的时候，陈浩看到上面白纸黑字写着“汰换”两个字。这两个字通常用在工业流水线的旧零件或者养殖场的淘汰牲畜身上，但在大厂的HR眼里，一个帮公司打下华南直销江山的高管，也不过是一件可以被随时换掉的耗材。

作为原小红书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，陈浩被解约的节点极度精准——2023年12月，距离他手里的3万股普通股期权首批成熟，只剩短短5个月。公司给出的理由是简单的四个字：“不胜任工作”。

当时的陈浩或许没有想到，这起带有羞辱性质的卡点辞退，会在两年后变成一把回旋镖，精准地砸在小红书冲刺港股IPO的命门上。

2026年6月29日晚，就在市场盛传小红书已选定高盛、中金公司等头部投行，准备在6月底前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正式递表、冲刺310亿美元科技大单的黄金窗口期，陈浩出手了。他通过个人公众号公开实名举报，称已于前一天向香港交易所上市部及香港证监会提交了“上市合规投诉”，并附带了一、二审判决书和期权诉讼卷宗。

小红书官方至今选择保持沉默，但在拟上市的放大镜下，资本市场从来不相信沉默。

那两行写着“汰换”的离职证明

在公众眼里，小红书是一个充满生活美学、崇尚“标记我的生活”的温暖社区。但在水面之下，它的内部管理逻辑却展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组织优化成本学。

陈浩的遭遇不是个案，而是一套在互联网圈内被默许、甚至被视作聪明的财务手段：在员工期权即将成熟的关键节点前夕，以各种主观定性的理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。这样一来，员工辛勤工作换来的非现金报酬（期权权益）在法律层面上瞬间作废，企业则平白省下了一大笔期权成本。

小红书的法务与HR团队算准了境内外主体的隔离。在过去，很多大厂在面对此类纠纷时，往往会抛出一套对抗逻辑——“期权是境外开曼主体发放的，境内劳动仲裁和法院管辖不到”。利用两地法律的防火墙，很多维权员工最终只能选择拿点微薄的N+1赔偿忍气吞声。

但这一次，陈浩死磕到底，也撕开了一条让所有大厂法务部都感到胆寒的司法豁口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给出了清晰的定性：小红书单方解除合同违法，判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19万余元；而更关键的期权损失纠纷，最终通过二审调解，公司不得不掏出66万多元进行赔付。两项合计超过85万元。

这起案件，成为了国内首例明确认定互联网境外VIE架构下期权激励属于“劳动报酬”属性的标志性司法判例。它彻底打破了境外主体能当“期权防弹衣”的幻觉，只要你在境内为实际运营实体提供劳动，大厂就别想用主体的腾挪来赖掉员工的期权账。

投行大单前夜，高盛与中金遇到了“法律刺客”

如果这仅仅是一起已经尘埃落定的85万元劳资纠纷，小红书的上市公关团队或许还能通过冷处理将其抹平。但陈浩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向港交所和香港证监会实名投诉，显然是将普通的劳动争议升级为了证券市场的合规红线核查。

陈浩递交给监管层的材料里，藏着三个让保荐人高盛和中金公司极为头疼的合规软肋。

首先是VIE架构下的信息披露一致性。小红书在过往两年的诉讼中，为了推卸期权责任，其境内实体与境外持股平台在法庭上的相关表述，是否会与即将提交给港交所的招股书申报稿产生冲突？如果小红书在法庭上说“期权与境内实体无关”，而在招股书中为了彰显团队稳定性又将期权池作为核心激励资产，这种前后矛盾直接触碰了拟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必须“真实、准确、完整”的铁律。

其次，陈浩公开维权经历后，目前已有近50名离职员工向其反馈遭遇了相似的“卡点辞退、期权全部作废”。在香港证券监管下，这不是“偶发的个案失误”，而是可能存在系统性漏洞的系统性风险。如果这50名员工依照陈浩案的先例集体主张权益，小红书面临的将是一笔规模极其可观的或有负债。凡是可评估的重大诉讼风险，只要在招股书中瞒报或漏报，都属于实质性的欺诈合规缺陷。